唐末、五代时的杜光庭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、道教集大成者，是“扶宗立教，天下第一”（《道藏》第32册8页）的道门领袖；唐僖宗李儇和前蜀王建两位帝王视为帝佐国师，并将他类比轩辕黄帝之师“广成子”，进其号为“广成先生”；他是著名的文学家，在《全唐诗》中有诗一卷，特别是其传奇小说《虬髯客传》在文学史上有很高地位，曾得到鲁迅先生的高度肯定，当代武侠小说大师金庸考证认为他是中国“武侠小说”的鼻祖；他还擅长医学、书法和武术技击。他所著的《玉函经》、《了证歌》等都很受历世医家推崇，对中医脉学的普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；《宣和书谱》（卷五）说：杜光庭“喜自录所为诗文，而字皆楷书，人争得之……虽不可以拟羲、献，而迈往绝人，亦非世俗所能到也”，可见其楷书之精；四川青城武术中的仙鹤拳、白鹤单刀、六合双刀，为杜光庭等所创并留传至今。
杜光庭是缙云人，缙云是杜光庭的故乡，但由于他在我国历史文化中地位很高，加上他虽著述甚丰，但从不写自己，所以在历史上和当前的一些文章中，对杜光庭的乡贯存在着一些误说，很值得人们去研究、甄别和明确。
最早使杜光庭乡贯引起岐义的可能就是北宋时的张唐英，他在《蜀梼杌》（卷上）说，杜光庭“京兆杜陵人，寓居处州……”本意是说杜光庭之“杜氏”，其宗祖、郡望是京兆杜陵。因为汉宣帝时，将京兆东南的杜氏集中地封为杜县（后改杜陵），京兆杜族是杜姓的大宗，唐代京兆杜氏官声显赫，名望很高，所以京兆杜陵成了杜姓的重要郡望地之一，源于京兆的杜氏也成为当时的荣耀。古人重郡望、重门第，所以尽管杜光庭祖上已迁居处州缙云，但为了显示杜光庭之“杜氏”族源的尊贵，所以张唐英还是首先把他说成是“京兆杜陵人”，然后写明现在的居住地——“寓居处州”。其实，“寓居”地就是杜光庭的实际乡贯，历代府（州）、县志书的内容可以说明。历代府（州）、县志书内容中，都列有“流寓”一节，记录的就是那些较有名望的人物迁居本地或曾到本地、并留下遗迹的情况，所以“寓居”地即杜光庭的出生地，也即杜光庭的故乡。可笑的是陶岳在写《五代史补》时，对张唐英的上述说法断章取义，仅用“京兆杜陵人”之意，又因“杜陵”系“长安”三辅之一，所以又进一步把杜光庭误说成是“长安人”了。更有临海的陈耆卿，在宋嘉定十六年（1223）写台州之疆志——《赤城志》时，又把杜光庭写成“天台人，或曰括苍”人。陈耆卿明明知道杜光庭不是“天台人”，为什么又把杜光庭说成是“天台人”呢？究其原因有三，一是因杜光庭是一个名人，把他写为“天台人”能够彰显本地的历史文化底蕴。因《赤城志》是一部台州的地方志，尽可能把更多的名人写为本地人，也是历来地方志撰写者一个潜在的欲望；二是杜光庭年轻时曾弃儒入天台山学道；三是在打“擦边球”，因为他在说杜光庭是“天台人”后，又补上一句“或曰括苍人”，似乎“天台人”与“括苍人”不存在矛盾。这是他了解到天台县始置时称始平（又称南始），后改始丰，县名几度换用后，于“隋文帝开皇九年（589）平陈，并始丰入临海县，属括州（处州）”（《天台县志》），可见天台县域曾为括州（处州）所辖，陈耆卿想依此而借一点杜光庭的名人之光，其良苦用心可以理解，可惜杜光庭是“天台人”一说除此书外没得到他人的赞同。
对北宋以来关于杜光庭的不同乡贯问题，清内阁大学士、四库馆副总裁董浩（1740～1818）等人在奉诏编纂《全唐文》时，对杜光庭的故乡进行了全面性综合考证后，比较肯定地说：“光庭，是宾至，缙云人”接着方加了一句另说：“一曰长安人”。清吴任臣撰的《十国春秋》也用此说。
地方志一般是当地人记录当地历史、地理、风俗、人物、物产、文化等情况的书，具有相对的可靠性。历代的《缙云县志》都记载杜光庭是缙云人。现存较早的如清康熙二十三年（1684）《缙云县志•人物•仙释》载：
“杜光庭，邑人。唐咸通中与郑云叟赋万言不中，遂入天台山学道。应制为道门领袖。僖宗（时）从幸于兴元，后隐于青城山。蜀王建封为广成先生，年八十五而逝，时人以为尸解。有文集百卷。”
古今书籍所记载杜光庭的故乡、乡贯虽有不同表述，除“天台人”前文已排除外，主要可归纳为两类：一是浙江的缙云、括苍、处州。二是陕西的“京兆杜陵”、长安。长安即今之西安，而杜陵在今西安市东南，因汉宣帝筑陵于此，故于西汉元康元年（前65）改杜县为杜陵，是京畿三辅之一，所以京兆杜陵与长安是同一地域的不同表述。浙江与陕西，一南一北，相距千里，所以首先必须弄清楚的是杜光庭故乡、乡贯到底是南方的浙江，还是西北的陕西。其实杜光庭自己在一首诗中早就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。杜光庭写了一首《题鸿都观》（见《全唐诗》卷八五四）的诗，诗曰：
亡吴霸越功已全，深隐云林始学仙。
鸾鹤自飘三蜀地，波涛犹忆五湖船。
双溪夜月明寒玉，众岭秋空敛翠烟。
也有扁舟归去兴，故乡东望思悠悠。